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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
时间:2019-10-30| 编辑:周利勇|【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钢铁工业在党的领导下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奠定了中华民族强国富民的钢铁基础。一代代钢铁人饱含爱国热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钢铁工业成长、壮大、辉煌的伟大历程中。

  1931年出生的原冶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董贻正就是这千千万万钢铁人中的一位。特别是他离休后,仍坚持工作,经常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政策性综合性调研报告,在钢铁行业产生较大影响。

  从今日起,本版刊发董贻正同志撰写的文章《我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分上下两部分,今日刊发上半部分)共同感受钢铁人的拳拳报国之情和奋斗精神。

 

  董贻正(北京)

  我是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的,1952年毕业时,我们大家都满怀激情,决心要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如今,我可以自豪地回答,我问心无愧地实现了这个诺言,我1994年办理了离休手续,此后又工作了20年,直至2014年才离开工作岗位,足足工作了61年!

  1997年,离休后的一个转折点

  我想重点谈谈我离休后的经历。因为,无论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了解我情况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都认为我离休后的20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阶段。

  1992年,我因年龄到点离开了冶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行政岗位,于1994年办理了离休手续,并就任中国冶金企业管理协会副理事长,于是有更多的时间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了解企业改革和管理的状况,出主意、提建议,帮助企业改进工作。调研后,我将调查报告或一些共性问题写成专题论文,呈送有关领导参阅,或在报刊发表,颇受企业欢迎。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1997年初,我被当时的冶金部部长刘淇委派为水钢扭亏调查组组长,和调查组有关司局的4位成员,以及由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王万宾亲自到鞍钢考察选拔的鞍钢总经理助理、拟任水钢总经理的朱继民于当年正月初七一起前往水钢。同时前往的还有由11名邯钢基层领导干部组成的咨询组,他们也是受贵州方面的邀请,直接到水钢各基层单位,帮助指导工作的。

  关于水钢的扭亏情况,我在2018年8月24日的《中国冶金报》上发表的《“三年扭亏”的启示》一文做了详细介绍。总之,水钢新任主要领导上任后的短短3个月就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当时,冶金部党组决定在水钢召开全行业的扭亏企业现场会。水钢的变化令人赞叹,水钢的经验令人信服,不仅在冶金行业里受到广泛重视,也在全国国有企业中引起热烈反响。水钢打响了“三年扭亏第一炮”。

  没想到,这些我认为是很平常的事,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997年底,当时的冶金部党组在行业里提出“机关学董贻正,行业学刘汉章”,冶金部机关党委发出了《关于开展向董贻正同志学习的通知》。当时,《中国冶金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的事迹,《紫光阁》杂志登载了有关我的长篇通讯报道。

  1998年,我受当时冶金部和有关省市领导的委托,担任舞阳钢铁公司、长城特殊钢公司和重庆特钢的扭亏调查组组长。后来我又受邀到当时的北京汽车摩托车公司,为福田汽车公司的扭亏脱困、改革发展出谋划策;到北京京棉集团进行调查咨询。仅1997至1998两年间,我就有300多天在企业调研。

  此后,我先后应有关企业之邀,到过六七十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其中不少企业多次进行跟踪调查,8次以上的有水钢和萍钢,5次以上的有三钢、南钢、柳钢、长城特钢、重钢、重特、兴澄特钢、大冶特钢、抚顺特钢、达钢等。特别是2001年以来,我曾多次到首钢集团下属企业调研,前后累计400天左右。这些调研,重点是围绕企业管理、改革和创新,2019全年极准生肖码诗,人力资源开发,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等一些当时的热点问题。

  1999年,我把1978年~1998年间自己撰写的企业调研报告、国外考察报告、小评论、专论等汇编成《管理——工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一书;2014年,将1999年~2013年间各类文稿汇编成《关注软实力》一书。《关注软实力》一书包括“企业掠影”“挚友 诤友”“公民责任”“以小见大”“一得之见”5个部分,主要是关于企业管理、2019全年极准生肖码诗等软实力方面的专题论述。

  转观念 传经验 做诤友

  那些年,我的企业调研大体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就是:转观念、传经验、做诤友。

  转观念。对企业的深入调查,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企业主要领导的思想观念,即“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这种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企业亏损,表现出来的是效益低下、资金紧张,与企业领导者存在的观念落后、思想陈旧等问题有很大关系。有些亏损企业普遍受“外因论”“唯条件论”等思想影响,一遇到困难,就等外部条件好转、靠国家支持、要政策扶持,“等靠要”思想导致市场在等待中丢失、士气在等待中消沉,效益在等待中流失。水钢、萍钢、三钢等一些曾严重亏损或长期停滞不前的企业,换了主要领导,带去了自立自强的新观念,树立了发愤图强的新作风,很快改变了面貌。

  观念转,面貌新。因此,我对自己的工作定位就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角度,助力企业领导转变观念,并通过他们带动全体职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一次,在达钢参观现场,看到有的班组休息室里写着大幅标语“遇到问题找方法将是一个成功者,遇到问题找借口注定是个失败者”,这正是我此前在该厂中层干部会上向他们阐述的海尔管理理念。最基层的班组都接受了这个观点,这使我很欣慰。

  转观念,关键在于领导。1998年10月,我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关于选派企业一把手的情况和建议》,反映了水钢、萍钢等企业更换主要领导后带来的重大变化,以及一些企业由于主要领导的观念落后造成企业经营衰退的问题。他批示:“企业一把手可以兴邦,可以丧邦,可不慎乎。”我坚信,只要领导观念转变了,再带动广大员工转观念,在新的观念指引下,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数前所未有的奇迹。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千条万条,转变观念是第一条。

  传经验。当时,我到企业调研,直接接触到从主要领导到基层员工上上下下很多人。他们信任我,愿意同我谈些心里话,使我能够掌握一些真实情况,从而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我还想,既然有那么多的事例打动了我,我也有责任尽我所能,把我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于是,我把自己比作“二传手”,将各家企业的经验进行总结,把先进的理念和实践广为传播。一次在杭钢调研结束后,我应邀在杭钢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话。事后杭钢总经理说:“以往我们也曾请过一些专家和大学教授来讲课,虽然也有收获,但他们有的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但听后总觉得无从下手;有的对国企体制批评一番,让我们无所适从。像你这样理论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介绍先进企业的有益经验,我们太需要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除了及时总结企业的经验在报刊上进行传播外,我还注意将调研时的共性问题进行提炼,写成专题论文,以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99年,我利用春节假期写成的10篇文章,取名《扭亏十谈》。10篇短文的题目分别是《树立信心 实现三年扭亏》《亏损企业亏在哪儿》《千条万条 观念转变是第一条》《关键在于企业一把手》《企业扭亏 政府干什么》《学邯钢——解困之道》《扭亏主体——广大职工》《智力济困是着好棋》《坚持走“三改一加强”之路》《再接再厉 力争早日走向良性循环》。《扭亏十谈》先后在冶金系统和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后来连同我写的部分亏损企业调查报告、讲话以及一些评论性文章结集出版了《国有企业扭亏的实践和思考》一书。2000年3月,我将《扭亏十谈》改写成一篇长文《国企扭亏 路在脚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做诤友。不少企业我连续跟踪调研多年,同这些企业的一些干部、员工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对我也很信任。我觉得要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既要认真学习、总结、推介他们的好经验;对一些问题也不能回避,并通过恰当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做一个真正的诤友。有的企业在扭亏以后,随着形势的好转,一些基层单位逐渐滋生了铺张浪费的风气,有的企业领导出现了盲目自满的情绪。我就从“两个务必”谈起,介绍魏征的两篇名著《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并阐述《从优秀到卓越》中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优秀是卓越的大敌”,促使大家增强危机感。在企业发展问题上,有的企业往往强调规模的扩张,这种潮流一度难以抵挡。当然,企业会有自身的考虑,我则从发展的全局谈谈自己的想法,起码使企业能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从而更好地决策。

  要成为诤友,还必须有对方的配合。我很庆幸自己能得到企业的理解。2000年11月,我在马钢调研后,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做了一次交流,其中批评了马钢某些改革不力的做法。对这次讲话内容,马钢主要领导安排《马钢日报》全文刊登,从头版头条转二版和三版,并配上标题《老司长调研报告字字句句凝真情,马钢领导干部入耳入心更思再奋发》。马钢领导的这种做法,既体现了他们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宽大胸怀,给我以极大的鼓励,也增强了我做好诤友的信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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